SEDAIJIN世代人

文／曹銘宗

番薯從何而來？

在台灣，番薯是補米糧之不足的食物，也是在惡劣環境展現生命力的精神象徵。

番薯原產於中南美洲，一般認為自十五世紀末由西班牙人散布到全世界。台灣的番薯從何而來？一般認為先是西班牙人帶到菲律賓呂宋，再由中國福建人從呂宋帶回原鄉，最後隨福建移民帶來台灣。

有關番薯自呂宋引進福建之說，根據清代文獻記載，有說番薯是明萬曆年間由閩人得之呂宋，初種於漳郡，漸及泉州、長樂（福州）；或更詳細說一五九三年明萬曆福建長樂人陳振龍自呂宋帶回福州，由當時福建巡撫金學曾推廣種植，以解決糧荒。

但中研院台史所翁佳音卻指福建的番薯是從台灣傳過去的，他所引用的史料如下：

一、明萬曆福建連江文人陳第，在一六○三年發表的台灣遊記《東番記》，就記載台灣有番薯。（明代官方文獻稱台灣為東番。）

二、荷蘭人在一六二四年來台灣之後，荷蘭文獻也說在台灣看到番薯。（野生番薯，非人工栽種。）

三、一六三六年的福建方志《海澄縣志》說：「甘藷，俗名番薯，以其種自東番攜來也。」

翁佳音認為，早年西班牙人船運美洲番薯到菲律賓呂宋島的馬尼拉，福建漳州人渡海去呂宋做生意，攜帶番薯返鄉時，先在中途的台灣「湠開」（蔓延）。

對翁佳音之說，我在台灣文獻中找到一筆佐證資料，一六一七年明萬曆福建漳州文人張燮撰寫的《東西洋考》說：「甘藷漳名番藷，以其自東番攜來也。」（中國明代的東洋、西洋大致以南海為界，南海的東方稱之東洋，反之則為西洋，所以才稱「鄭和下西洋」。）

上述資料，可以推論番薯是從呂宋傳到台灣和福建，至於先後則缺乏更明確的證據。不過這些資料已夠證明，番薯不是鄭成功帶來的！很多人談到台灣最早的東西，都愛歸功「開台民族英雄」鄭成功。

在明清文獻，對番薯的寫法還有甘藷、甘薯、番藷，在中文用詞上「薯」通「藷」，但「甘」字從何而來？根據明末科學家、政治家徐光啟 1608 年《甘藷疏》，對「甘藷」的解說是：「藷有二種，一名番藷，一名山藷，番藷甚甘，山藷稍劣。」以口味來區分本有的山藷和外來的番藷，這應該就是甘藷、甘薯之名的由來。

台灣在日本時代對番薯有兩種寫法，一是「甘薯」，一是「蕃薯」。為什麼在「番」字上面加了草（艸）頭？原來這是日本人加的，因為日文漢字「番」並不是對外族、外來的歧視用詞，而是有號碼、順序、值班的意思，日本人看到「番人」二字會以為是值班的人，所以才把「番」改成「蕃」，「番薯」也跟著變成了「蕃薯」。

我對番薯還有台語讀音的疑問，台語的「番」，漳泉音都念作huan，為什麼番薯的「番」卻大都念作 han，只有少數的腔調念作 huan ？如果說是 huan 走音變成了 han，似乎不大合理， 為什麼用在其他的番麥、番薑、番鴨、番仔火等，就都念作 huan 而不會走音呢？

我把問題貼在臉書請教台語文專家，結果許嘉勇先生回應說，這應該是語言學上的「減音」（省音）現象，番薯的「番」本來念作 huan，後來變做 han，甚至進一步變做 an（新竹、金門偏泉腔），而且是特例，所以並未發生在番麥、番薑等上。

對許嘉勇的說法，台語文研究者潘科文回應說，番薯與番麥大約在同一時期引進漢人社會，但對名稱的使用率不同，以一八八五年至一九六八年《台灣教會公報》的語料來計算，「番薯」出現的次數是「番麥」的五倍；愈常用的語言，愈容易發生音變，這解釋了為何番薯發生音變，而番麥保留原音。

台語文研究者杜建坊則回應指出，番薯的「番」漳音文讀 huan、白讀 han，有如「還」的漳音文讀 huân、白讀 hân ；番薯成詞比番麥、番薑等早，番薯的「番」最早大都念白讀 han，到了番麥、番薑等成詞時，「番」已不流行白讀而變成文讀 huan，造成後來只有番薯的「番」念 han，其他的「番」都念 huan。

我在閱讀英文維基百科有關番薯的相關資料時，看到一種說法：根據放射性碳定年法（Radiocarbon dating），在公元一千年以前，早在西方探險家「發現」美洲之前，太平洋中南部玻里尼西亞（Polynesia，在夏威夷、紐西蘭、復活節島三個端點之間的區域）擅長航海的南島語族，可能已從中南美洲帶回番薯。

以此來看，與玻里尼西亞同屬南島語族的台灣、東南亞地區，似乎也有可能在西班牙人之前就引進番薯。

台灣像番薯之說，由來已久。台灣的形狀像番薯，台灣的精神也像番薯，除了因番薯雖低賤但生命力極強，也因番薯從清代以來就讓台灣在窮困時期免於發生饑荒。因此，宜蘭民主運動先驅郭雨新寫的詩句：「千年根，萬年籐，番薯毋驚落土爛，只求枝葉代代湠」（湠音thuànn，蔓延、擴散之意），很能反映台灣人的心聲。

台灣人自稱番薯，根據我當記者時採訪台灣史學者許雪姬有關日本時代台灣人在中國大陸的口述歷史，應該從日本時代開始。當時台灣人前往中國被日本人控制的地區工作，一方面被日本人視為親中國，一方面被中國人視為親日本，所以台灣人常不願說自己來自台灣，彼此相稱「番薯仔」。

戰後，中國大量各省移民來到台灣，台灣民間出現了以番薯比喻本省人、芋仔（芋頭）比喻外省人的說法。其實，如前所述，台灣的番薯是外來的，反而芋仔才是本土的，千年以前就是南島民族原住民的主食。不管如何，外省人與本省人通婚很普遍，而台灣農業居然也種出叫「芋仔番薯」的新作物。

台灣像番薯，也像鯨

台灣像鯨之說，則是晚近的事。橫看台灣，也確實像海中之鯨，所以在一九九六年台灣首屆總統大選中成為民進黨的競選標誌。這是「海洋台灣」的新觀念，以鯨比喻台灣，期許本是海島的台灣，應該走向海洋思維，展現進取、包容的特色。

2002 年， 我當記者時曾採訪荷蘭人蘭伯特（Lambert van derAalsvoot）在台灣發表《風中之葉：福爾摩沙見聞錄》，全書以兩百五十多張圖像解說十六至十九世紀外國人眼中的台灣印象。

在幾幅古地圖中，台灣看起來真的很像一片葉子。蘭伯特說，他五年來在全世界蒐集、整理，意外拼湊出台灣的命運有如「風中之葉」不得自主的命運。泥土裡的番薯，海上的鯨，風中的葉，都是台灣的容顏，也是台灣的精神資產，讓台灣人了解自己，開創未來。

（本文內容摘自《蚵仔煎的身世：台灣食物名小考，2016／11 出版》，由 貓頭鷹出版 授權轉載，並修訂標題。首圖來源：wikimedia，CC Licen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