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DAIJIN世代人

文／蘇碩斌、林月先

書店是都市專屬的風景

思想，應該是奔放的鳥，所以當人仰望天空，腦袋會自由轉動。然而，臺北人的腦袋，在何時開始自由？腦袋內的思想，由何處開始奔放？這段緣起，應該要從一百年前的書店街說起。

書店街，無疑就是指重慶南路，更準確來說，是重慶南路一段北段、忠孝西路至衡陽路的六百公尺。這裡曾是臺灣密度最高的知識火力區，例如東方、商務、三民、正中、世界等等，1950 年代三分之二的臺北市書店及出版社開在這裡，1980 年代中期登記有案的出版社數量高達七十七家。

雖然有書店不等於有思想，但是不要忘記，不論是哲學、小說、政論與詩，都需要書本來承載、都需要書店吸引眾人來傳遞思想到遠處。所以，在空間流動的現代都市才有書店，原本不相識的人，也才能交流生命的故事。

重慶南路的名字雖是戰後才有，但是書店街的規模則可追溯到 1915 年「新高堂書局」新大樓。彷彿偶然、又似必然，一百年前現代臺北的書店街形成與空間大改造，幾乎是同一個步調在發生。

走出臺灣的雕版時代

1915 年時，重慶南路還稱作府前街，原因是其位居臺北府衙之前，算是清代臺北城的遺緒。由一八九八年的小文具商發達為臺灣書店龍頭的「新高堂」，這一年風光蓋起整棟面寬卅公尺、樓高三層、賣場兩百七十坪的紅磚新廈，打開了之後一百年的書店盛世。

新高堂大樓一進門是挑高的明亮大廳，寬敞的一樓是幾座書檯，擺置精巧的文具、現期的雜誌，二樓則密布高聳的書架，立著躺著各樣新書與教科書。全盛時期店員超過三十人，不停上下奔走。書店的節奏，全由店東村崎長昶鎮守一樓櫃檯指揮，若遇嘉賓或鄉親來訪，當時就移到三樓的娛樂間，坐在榻榻米泡茶聊天。

這一棟大樓有何稀奇？新高堂又不是第一天開幕、清末或日治初期也不是沒有書店。然而，賣書的店雖然有，但是放這麼多隨意翻閱的書、吸引各方雲集顧客的書店，卻是臺灣歷史頭一遭。

日治以前，漢文學其實守護著社會的上層階層，艋舺、大稻埕、臺北城構成的三市街也斷開了人們的流通。那個時代，思想不是飛翔的鳥，而是安穩的山，是人們供奉的不動力量。買書讀書的環境，稱之封閉並不為過。

清末臺北的書店，或稱書鋪或書肆，只有艋舺和大稻埕的零星幾家，例如苑芳、建芳。書鋪的商品大概分為兩類：一是科舉啟蒙用的私塾教材，如百家姓、千字文、昔時賢文、四書讀本；二是祭儀日用類書，如通曆、命相醫書、善書鸞冊，或者再一些歌仔冊。至於知識階層吟一首詩作、寫一篇遊記的風雅之作，只有少量收錄在方志，要不就只有作者自印文集饋贈文友。

清末臺灣的書，幾乎都由中國大陸進口，臺南文人施瓊芳回憶，「臺地工料頗昂，所有風世諸書，多從內郡刷來」，就是這樣的現象。臺灣雖在道光年間就有本地印刷工坊，例如臺南「松雲軒刻印坊」，印書內容主要是童蒙讀本、漢學典籍，以及宗教善書。他們的印刷技術，主要是雕版印刷。臺灣舊詩漢文的代表人物連雅堂在一九一五年前後編寫的《臺灣詩乘》有一段：

蓋以臺灣剞劂尚少，印書頗難。而前人著作，又未敢輕率付梓，藏之家中，以俟後人；子孫而賢，則知寶貴，傳之藝苑，否則徒供蠹食，甚者付之一炬。

連雅堂文中的剞劂，就是雕版印刷，作法是用一整塊約略書面尺寸的木板，由刻版師逐字篆刻，再送去壓印成書。一本書的完成，是數十個、乃至數百個木雕版細工深刻，固然展現文人獨特的筆風，但是速度實在夠慢，而且雕版承受印壓的數量也有限，所以印量也不能多。雕版印刷搭配舊式書肆，就像連雅堂說的，書的根本是珍藏之「寶貴」。

松雲軒在一九一五年後業務大幅萎縮、幾經讓渡，雕版印刷年代告終，臺灣進入活版盛世。這個時間點，剛好也與新高堂大樓開幕相似，「流動」的世界並非空穴來風。

活版印刷是預先以鑄造大量的鉛字，作者文稿完成後送進撿字房，熟練的撿字師傅就拿出版模（stereotype），飛快地從字架上挑出鉛字，構成一塊一塊的活版，然後送印。書的意義，是印愈多愈值錢，而且必須一本一本流通。新高堂作為現代書店，就是活字版印書流通的店。不論書來自日本、中國，或是臺灣自印。

臺灣何時引進活字印刷技術？那又是另一段歷史。臺灣第一台進口的活字印刷機，並不是日本人帶來的，而是英國人。光緒六年（1880年）來臺宣道的英格蘭長老教會牧師巴克禮與馬雅各，大費周章募得一部退役的活字印刷機並運到臺灣。巴克禮為此還特地回英國學習撿字排版，終在 1885 年印出臺灣第一份活字印刷品《臺灣府城教會報》。這部活字版印刷機名曰「聚珍堂印刷機」，聚珍就是中國雍正皇帝以來稱呼活字版的美名，這臺珍貴的機器目前存放在臺南長榮中學校史館。

不過這一份傳教用的印刷物流通有限，影響臺灣出版業最大的，還是《臺灣日日新報》。這家半官方的報社，擁有世界水準的印刷設備，一臺與長老教會同款的維多利亞式印刷機、四臺先進的輪轉印刷機、三臺自動活字鑄造機。這些機器不只提供《日日新報》日文版及漢文版的印刷，也有餘力兼營民間委印的業務。

1912 年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之初，被派來臺灣考察的官員施景琛，在見聞錄《鯤瀛日記》寫下：「旋往參觀臺灣日日新聞報社。報分漢文、和文兩種，日出三萬餘紙。印報之法，先將鉛字板製成紙模，再將紙模鑄成圓形鉛板，嵌入機器，周轉極速。」

活字印刷，不只能比雕版印刷的速度更快、印量更多，連帶也造成書籍流通的市場變革。整個 1910 年代，整個臺灣的印刷技術，讓知識和書籍，都搭配著都市空間流通了起來，真的迎來了一個全新的讀書市場巨浪。

（本文內容摘自《臺北城中故事：重慶南路街區歷史散步，2019 年出版》，由 左岸文化 授權轉載，並修訂標題。首圖來源：左岸文化提供，未經授權，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