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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與歷史的
日常對話:
為什麼有些原住民
不見了?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授權轉載

文/李典榮;審訂/詹素娟、劉益昌; 攝影/張耀翔

「為什麼臺灣有些原住民不見了?」在多元文化的臺灣,族群議題的探討是讓我們更認識臺灣的路徑之一。

愜意的週六午後,由臺史博舉辦的「對話錄系列」講座第一彈,邀請成大考古所所長劉益昌與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詹素娟,從不同學科的視角,讓我們由淺入深,一窺考古學與歷史學如何共同回應原住民研究的議題。

對話錄講座現場,由左至右分別為對談人詹素娟、劉益昌與主持人臺史博館長張隆志。對話錄講座現場,由左至右分別為對談人詹素娟、劉益昌與主持人臺史博館長張隆志。

從對話開始的連結

詹素娟說,認識劉老師以前,她原本是一個純粹解讀史料跟文獻的歷史學者,不但沒去過研究對象的田野現場,考古學對她來說更是遙遠。但在 1980 末認識了考古家劉益昌、1990 年代初參與了臺灣第一個多元環境解說團體「知性之旅」後,受到很大的衝擊。在當時,這種整合臺灣歷史、地理地質、動植物等跨領域知識的解說方式還非常獨特,「讓我對這塊土地的認識得以更全方位,也成為我做為一個歷史學者,心嚮往之的研究方式。」她也感嘆,「人的歷史活動必須考慮到土地,但歷史學者往往不認識土地。」

當然,更重要的是 1986 年起,考古學家張光直所推動的「臺灣史田野研究調查計畫」,不但讓兩位學者有更多機會交流,也促成了臺灣史研究所的創立。

1990 年代初,兩人又都參與了平埔研究工作會,各自從歷史學、考古學的角度進行原住民史研究,而對話始終未曾停歇。

原住民族群分類的難題

回到今日的主題,劉益昌表示,原住民族的族群分類與認定一直是不好處理的議題。雖然如今慢慢確立 16 族的分類,但原住民的族群遠比目前的分類複雜多了,像臺南西拉雅族、大武壠族,都不在官方認定的族群分類中,何況還有許多未必見於文獻、卻是真實存在過的族群。問題是,這些原住民又去哪裡了?

詹素娟舉例,在一般認知中,宜蘭就是噶瑪蘭族,但她到宜蘭進行舊社調查時,發現「族」的統稱無法反映真實的人群單位,所謂「噶瑪蘭族」的內部其實異質性很大;像是蘇澳的猴猴人、壯圍的哆囉美遠人,以及頭城打馬煙一帶的人,在口傳記憶中,都有不同於噶瑪蘭族的自我認知。

這就引起詹素娟想要釐清的興趣,嘗試去問:到底宜蘭原住民的族群分布為何? 1990 年,詹素娟跟隨張炎憲進入宜蘭,從事噶瑪蘭舊社的調查。調查的結果,不僅考訂出四十多個舊社位置,也在邀請劉益昌一起勘查舊社地點後,在其中二十餘個舊社的地表發現陶片;同時,抵美簡舊社,發現了「大竹圍考古遺址」,還在日後展開了遺址的發掘與研究。詹素娟的文獻解讀,可以查找到曾被記錄的舊社地點;劉益昌的加入,則從遺物的研究、時間的定年,發掘出更久遠的歷史。

劉益昌回憶進入蘭陽平原的時候,其實新北八里的十三行遺址發掘還在進行中。張光直就曾問他:「你覺得 500 年前的臺灣長什麼樣子?人和自然互動所產生的文化地景是什麼樣子?」這個問題意識一直留在他心中,從十三行帶到蘭陽平原。他進一步思考,宜蘭人群與自然互動所產生的地景又是什麼樣貌?人們又會居住在什麼地方?劉益昌發現,宜蘭的考古遺址與蘭陽平原的沙丘走向是平行的,且越靠海邊的遺址越晚期;至於較內陸的利澤簡那條沙丘上的遺址,時間較早,大概是在 1,200~1,400 年前;更早期的人群分布則是靠近山邊。遺址好像無法肉眼看見,但遺址不是不存在,只是被埋藏在兩公尺左右深的地下,像礁溪的淇武蘭遺址。可見因為自然環境的變動,會影響著不同時期人群的居住地。

透過這樣的思考,當他來到大竹圍時,也就發現了這個已經下沉到海水面下兩公尺左右的遺址,呈現了歷經史前文化、平埔文化、清代到現代多文化層堆疊的現象,補充了光從文獻無法得知的久遠歷史。

對此,劉益昌說:「1990年代我們便覺得歷史跟考古是連在一起的。」兩位學者開始合作,詹素娟從歷史探索,劉益昌從考古追尋,繼續解答宜蘭平埔族的樣貌,像是「猴猴人」怎麼來的?

例如,詹素娟從泰雅族的口傳歷史中,發現有關猴猴人族群遷徙的描述,他們從立霧溪向北穿過泰雅族陶塞群的領地,到達南方澳、定居蘇澳龍德里海岸的沙丘,後來又回到南方澳。所以,在這一帶能尋得各種與猴猴相關的地名,像是猴猴高地、猴猴溪等。

劉益昌則發現,曾有一群人追尋砂金來源,溯立霧溪而上,留下一個個聚落的痕跡。他們跟十七世紀西班牙人、荷蘭人所描述的立霧溪口哆囉滿人不同,也跟更山區的崇爻八社人不同。但他們不在文獻記載中,他們去了哪裡?這就與詹素娟發現的猴猴人移動連結了起來。

消失的原住民?考古和歷史的對話與協作

已故人類學家、也是兩位學者的好友李國銘,曾發表〈文獻上平埔族空白的高雄平原〉,提問「在文獻上高雄平原為什麼沒有原住民居住?」劉益昌後續的發掘中,卻發現高雄平原其實很多遺址,並在研究高雄柴山內惟(小溪貝塚)遺址時,發現與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泰國紅色陶器類似的遺物,證明該遺址可能延續至近三百年。

之後,又在熱蘭遮城日誌與古地圖中,發現高雄壽山旁的愛河,古稱「塔加里揚河」。從考古資料判斷,塔加里揚不只是一個聚落,同時也是一條河流和一個區域或人群的名稱,坐落於澄清湖、燕巢烏鬼埔等地區。劉益昌更開玩笑地說,他已解開好友當年的疑問,等出書那天再到墳前跟他報告。

由此,兩位老師又回頭說明,「猴猴人究竟去哪裡了?」

猴猴人原先生活在立霧溪流域中游的河階地上,太魯閣族在近代東遷立霧溪流域後,對原住的猴猴人造成巨大壓力,或許成為猴猴族消失的原因之一,而這些故事就留存在泰雅族的口傳中。還有更多的族群,或許是因為同化而融合,也可能是遷移而離開,成為隱藏性的存在。

劉益昌認為,族群發展不像語言學家的樹狀圖持續細分,應該是有分有合。從考古學來看,約於 4,000 年前臺灣人從海邊往山區發展,造就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多元化的現象。卻也在威脅、融合、遷移,甚至政治力等各種因素的影響下,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也因此,「有些原住民為什麼消失了?」是個永恆沒有答案的問題,不僅支持著兩位學者持續投入研究,也有待更多跨領域學者的對話與釐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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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摘自《觀臺灣第 55 期:成為幫助別人的人,2022/10 出版》,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授權轉載,並修訂標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