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DAIJIN世代人

文／黃裕元

流行歌中的「現代」

在大眾文化中，臺灣流行文藝作家對「現代社會」的觀察與表述，是新奇、效率與利潤，而其反面則是傷風敗俗、不符道德規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於是烏貓、烏狗就這樣成為社會茶餘飯後的話題，被認為是現代社會中的負面教材。

烏貓烏狗的現象，是現代社會中大眾文化的特有現象。他們在新奇、激進的穿著、交往行徑中，表現出「屬於現代人」的「狂歡」；反抗傳統的道德觀，同時也反抗現代資產階級的文化認同，而形成新興族群。他們是屬於都會的，同時又是非布爾喬亞階級的新族群，於是集中在大稻埕這個舊城周遭的本地人社區，形成一種「亞文化」，帶有「反主流文化」的風格。

在變化萬千的多元社會裡，臺語流行歌在當時被批評是過於前衛、帶有離經叛道的力量，而歌仔戲也被說成是淫穢不堪；傳統讀書人和多數人仍然過著純樸恬靜的生活，對花花綠綠的世界表現出嫌惡、排斥的心理，但在沒人看到的角落，或許也會偷偷哼唱。

於是在被大眾所議論的同時，他們的價值觀也被「大眾」所接受，而成為流行歌的一環。反對烏貓烏狗的人們被迫要與之共處，一方面視其為都市的特殊風景，一方面也內省自己的價值觀，進而從現代的兩面性之間，感應到總體社會的脈動與變革，意識到「時局真的改變了」，並夾雜著新世代的歡呼以及舊世代的慨嘆。社會關連在此之間產生了不可逆的轉變。

1930 年代的臺灣，正走在傳統文明與歐美現代文明的交叉口上：「消毒？還是毛斷？」兩派議論爭執不下，在新文化衝擊的社會裡，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適應方法，就此展開多元的人文風景。所以我們可以說，「現代性」是存在於「生活與思想的合理化」，也存在於「烏貓烏狗」的大稻埕人物景象裡，也就是感官、情慾和暴力的現象。「現代」、「摩登」的兩面性，並不是「殖民與現代耦合的痛苦」，而是基於世代交替而迅速地進行，在都市裡建立起層層疊疊的異樣族群，笑劇、鬧劇，喜劇、悲劇，接踵而來。

音樂研究者謝杰廷針對〈跳舞時代〉這首歌，從現代機械與技術的意涵觀察當時唱片、音樂與社會生活之間的關連性。他特別探究當時跳舞場的細節，敏銳地指出：「『跳舞女』隨著蓄音器與曲盤中的流行歌跳過一支又一支的舞，她們最為直接地意識到一種不同於以往的『身體性』，這是解放卻又受到制約的『身體性』……這一些愉悅卻又隨著被隱伏其中的現代機械與技術所規制著，因而不時使人感到一種虛無與徬徨。」除了身體相對於時間的制約之外，他也點出：「這一首曲子與這一個人跳，下一首曲子則換成另一個人，一次又一次陌生地彼此試探、挑起情慾的經驗，儘管不同卻又像是相同地不斷被更換著，如同更換蓄音器上的曲盤一樣。」

前述論者的分析，不僅止於跳舞場與唱片流行歌的時間結構，也談及社會關係的結構性改變，關於這一點蘇文並未再深入探究。不過從當時歌壇頻繁的人士流動，以及歌曲內容與社會議論觀察，現代都會生活的可愛處，便在於其放縱、自由的社會關係，而之所以可恨，則在於其對於人情負荷的輕薄與捐棄。這一點是極為重要的，也才是他們面對現代社會時最重要的情緒課題。

從流行歌的表述中可以發現，其「虛無與徬徨」一方面來自於現代性的時間制約，即「速度時代」中所謂的速度；另一方面更來自於社會關係頻繁流動的過程中，深刻感受到狂喜過後的無力與孤獨感，即〈紅鶯之鳴〉中怨恨的「現世間」與「現代」。

回頭想想，從資本與商品的角度來看，流行歌與唱片公司之所以能建立，主要也是依附在人際關係的流動、人與音樂關係的流動，以及音樂與商品關係的流動；如此觀察，正是這種不斷流動與遷異的過程，構成了新的商品社會與現代風情。於是這樣的現象與相應的感受，在流行文化中也就表現得格外清晰而露骨。

文學史研究家陳芳明在 1930 年代的文學研究中，特別深入探究一個問題：「摩登，對臺灣社會而言，代表的是啟蒙或進步，抑是蒙蔽或傷害，正是 20 世紀臺灣知識分子感到苦惱而焦慮的問題。」他注意到文學家們面對日本殖民者如博覽會等的「再呈現政治」時，展開了屬於臺灣人自身的主體性找尋。

在流行歌之中聽到的「現代」，並不是以工具理性的方式呈現，也不是資本主義或西洋器物、觀念的引進，而是存在於光怪陸離的都會風景裡。這些現象在以往是不存在的，是因為進入了現代而落到這「世間」上，改變了這個「世間」―包括流動不定的肉慾、迅速變遷的人情冷暖，以及冷酷無情的拜金主義。

男性面對這樣的時局變化，感到倦怠而疲勞，女性（精確地說，是男性作詞家筆下的現代女性）面對這樣的時局變化，則常是遭到脅迫、孤寂失落的一方。於是早期的行進曲歇息了，都市的街頭逐漸帶著濃厚的憂愁，揮之不去。這抹憂愁，是隨著「現代化」而瀰漫在都市的，是具有「現代性」的憂愁，尤其在大稻埕、新公園、三線路等青年男女縱情逸樂的場所，表現得特別鮮明。男女雙方在緊密卻空洞的互動之餘，分別又怨恨著這樣的社會關係，在新式的自由身體觀與舊式的社會價值觀之間，矛盾掙扎。

所以我們可以說，流行歌界面對「殖民者所散播的現代化神話」，是以本土的語言與現代都會的故事，予以側面地、迂迴地回應，唱出現代化神話的負面情緒。其觀察較為敏銳之處，不在於種族文化間的差異，也不在於階級間的差異，而在於個人的枯竭與孤寂情境。這樣的情調在當時的歌曲中反覆呈現，也是 1930 年代臺灣社會面對殖民現代的情境時，切膚深刻的感受。

除了提出對現代社會的負面觀察外，從 1930 年代流行歌的風格走向可以發現，歌唱創作與歌手們更透過歌仔、山歌的整理與創作，將聽眾們帶回到鄉村的、舊式的生活樣態，重溫鄉土社會溫暖的懷抱。於是在都會文明、資本市場中形成的流行歌，對都市、文明、現代的關注漸漸少了，相對而言，流行小曲與歌仔、山歌風味濃厚的歌曲成為流行歌的主流，遍染了來自於鄉村的歌樂風格，改奏起複合著舊式情調的新歌。這樣的脈動，似也暗示著當時總體社會相當鮮明、頑固的品味趨向。

（本文內容摘自《流風餘韻：唱片流行歌曲開臺史，2022／9 出版》，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授權轉載，並修訂標題。首圖來源：取自 中壢光影電影館 Zhongli Arts Cinema 臉書。）